四、東寧的開放與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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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於: 2020-05-28
在大甲西社事件結束後，仁宗多次治理河川、修築橋梁，慢慢克服了台灣南北交通困難的問題，明京到滬尾的馳道也已經完成，在滬尾的海邊建造行宮。因為人口居住範圍越來越擴張，所以重作了一次行政區劃調整：廢除了過去的天興縣、萬年縣建置，後者併入承天府管轄，前者則是由諸羅縣和承天府瓜分；另外在北部的新開拓地，由南到北依序設置了二林、大肚、屯宵、竹塹四個縣，和一個淡水府。
1740年，仁宗逝世，繼位的是其長子宣宗國王鄭純乙。
關於鄭純乙這位國王，得再從仁宗時代的東寧社會局面開始說起。東寧自進入和平狀態後，除了進行有組織的派遣開拓外，也從事與清國、日本、琉球和朝鮮這些國家的貿易，東寧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買入來自歐洲的物資，再用較高的價格轉售到各國，在這期間謀取暴利，也因此國懷巨富。
而這樣的貿易過程中，勢必會有與歐洲人的接觸，而仁宗在歐洲事務的處理上態度開明，允許傳教士自由入國宣教，其中以耶穌會聲勢最為浩大。他們除了進行傳教之外，也會將自己所了解的科學知識傳授給東寧的士大夫。一般的士人在閒暇之餘，也會三五成群聚眾討論這些所謂的「洋學」，內容涉獵廣泛，從天文學、數學到物理學都是他們討論的範圍。
而朝廷對洋學的態度，起初並沒有特別重視，仁宗國王雖然沒有禁止，但也沒有特別在意這些洋學，歐洲對他來說，是只要交了貨物拿了錢趕快滾蛋就好的東西。
不過，1730年，王世子鄭純乙17歲時，結識了來自英國的傳教士格威里（William Green），將其邀入宮中與他一起研究數學和物理學等洋學知識。世子此舉為皇室與歐洲人架起了溝通的橋樑，也讓西方學問進入了朝廷官員的視野，兩人開始動用朝廷的總力翻譯歐洲書籍，至1738年格威里因宗教事務被臨時調回英國為止，共翻譯了76本新完成的典籍。
1740年鄭純乙繼位為國王，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派精通英語的使節團，跟隨歐洲貿易船隊遠赴英國，尋找格威里傳教士的行蹤，1741年2月5日，來自遙遠東國的使者，終於與格威里在倫敦碰面，邀請他前去東寧擔任洋學顧問。格威里爽快答應之後便帶著一批同事、工匠和大量的禮物，與使節團一同前往東寧。
宣宗這次見識到的技術，和他過去格威里所介紹的已經隨著時代進步而完全不同。他從格威里口中得知，歐洲的一切都是不斷變化的，而在閱讀部分啟蒙運動時期著作後，更是對自國的愚昧和時代差距深感震驚。他想起梨抄中的「勿閉東來門扉」或許就是為了這一天的事情所寫下。
只要利用西方的學問和技術，就能夠擊敗強大的清國，也能實現太宗在夢中看見的未來。因此在1749年，完成一切準備之後，派遣年輕士人75人，遠赴西、法、英等國考察，見識到了繁榮的景象、壯盛的軍容與先進的作戰思想，他們努力紀錄看見的一切，在一年後返國，這些資料都受到了宣宗進行改革的參考。
受當時歐洲「開明專制」的政治氣氛影響，使節團的成員們無不極力擁護宣宗擴張王權，認為「需助上成其大業，以期東寧來日現西土雄風」，正當清國以無上的皇權來大興文字獄迫害異己、閉鎖國門時，東寧宣宗正極力擁護洋學的研究，獎勵發明、鼓勵推演，被認為這是東寧日後能戰勝清國，稱霸一時的關鍵。史學家評曰：「（宣宗）於洋學之熱衷無人能比，傾盡物力皆為求深研，不下泰西露國之彼得大帝也」。
宣宗時代改革的故事，在2001年也被拍成了電影《書船古事》。
當時的改革除了在民間普及了學問的探究外，在制度上也有所涉略，這些制度上的改革主要被體現在經濟上，東亞第一間銀行「明京通商銀行」在1754年被設立於東寧明京，使東寧的經濟體系得到進一步的改造。
1759年宣宗逝世，繼位的是長子憲宗鄭文振。憲宗時代的改革方向是軍事方面，親自編成《泰西兵法略論》與《常備軍論》。認為東寧必須改變過去由士兵充當拓荒團、守備地方的軍事，建立一支常備軍，利用了過去累積的巨量財富建設新式軍隊，士兵開始配備近代化槍砲、穿著西式戰鬥服，也引入了歐洲的軍階制度。分軍官為將、校、少三個階級，各分上、中、少。
除了常備軍之外，為了守護宮城，也建立了戰鬥力精悍的王都禁衛隊。
而過去拓荒團性質的「武裝農民」則改制為巡查，當時相當於警察組織，負責守護各地治安，繼承到現代則是各都縣所設有的地方警備隊。
（譯註：我們的都縣地方警備隊並不等同於警察，現代的警察組織是在真宗皇帝執政的珖命年間設立，地方警備隊則是軍事組織，是軍隊的一部分。）
憲宗一直執政到1783年，由宣宗、憲宗父子兩位國王執政的43年間，是東寧第一波快速進步的時期。
1684年到1783年間，被稱為「百年盛事」，這100年間東寧維護商業往來，穩定了其經濟命脈，充滿資本主義色彩，也是本章節名稱「百年紀」的由來。而兩位君主統治的宣憲時代，社會迅速進步、改新。至1783年，東寧人口已經成長到213萬人，三大都市－－淡水、鹿港和明京更是無比繁榮、洋樓林立，傳教士、商人往來於市街，絡繹不絕。國內社會風氣開放、治安穩定、政治清明，被譽為是百年時代的黃金時期。
1731年到1785年在世的大學者曹笠，在離世前曾說自己「生逢宣憲兩朝，千百世而一會」，將東寧稱為「萬邦來匯之心」。
而兩位國王的改革成效顯赫，但仍是有黑暗面，那就是對於保守派的嫉嫌態度。1783年仁宗鄭熙即位，這位君主個性並不強勢，給了保守派反撲的空間，1784年，他們連同仁宗的叔父、憲宗的兄長「市霖君」鄭文衷，趁仁宗行幸淡水時發動反叛，結束了百年盛世。
1740年，仁宗逝世，繼位的是其長子宣宗國王鄭純乙。
關於鄭純乙這位國王，得再從仁宗時代的東寧社會局面開始說起。東寧自進入和平狀態後，除了進行有組織的派遣開拓外，也從事與清國、日本、琉球和朝鮮這些國家的貿易，東寧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買入來自歐洲的物資，再用較高的價格轉售到各國，在這期間謀取暴利，也因此國懷巨富。
而這樣的貿易過程中，勢必會有與歐洲人的接觸，而仁宗在歐洲事務的處理上態度開明，允許傳教士自由入國宣教，其中以耶穌會聲勢最為浩大。他們除了進行傳教之外，也會將自己所了解的科學知識傳授給東寧的士大夫。一般的士人在閒暇之餘，也會三五成群聚眾討論這些所謂的「洋學」，內容涉獵廣泛，從天文學、數學到物理學都是他們討論的範圍。
而朝廷對洋學的態度，起初並沒有特別重視，仁宗國王雖然沒有禁止，但也沒有特別在意這些洋學，歐洲對他來說，是只要交了貨物拿了錢趕快滾蛋就好的東西。
不過，1730年，王世子鄭純乙17歲時，結識了來自英國的傳教士格威里（William Green），將其邀入宮中與他一起研究數學和物理學等洋學知識。世子此舉為皇室與歐洲人架起了溝通的橋樑，也讓西方學問進入了朝廷官員的視野，兩人開始動用朝廷的總力翻譯歐洲書籍，至1738年格威里因宗教事務被臨時調回英國為止，共翻譯了76本新完成的典籍。
1740年鄭純乙繼位為國王，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派精通英語的使節團，跟隨歐洲貿易船隊遠赴英國，尋找格威里傳教士的行蹤，1741年2月5日，來自遙遠東國的使者，終於與格威里在倫敦碰面，邀請他前去東寧擔任洋學顧問。格威里爽快答應之後便帶著一批同事、工匠和大量的禮物，與使節團一同前往東寧。
宣宗這次見識到的技術，和他過去格威里所介紹的已經隨著時代進步而完全不同。他從格威里口中得知，歐洲的一切都是不斷變化的，而在閱讀部分啟蒙運動時期著作後，更是對自國的愚昧和時代差距深感震驚。他想起梨抄中的「勿閉東來門扉」或許就是為了這一天的事情所寫下。
只要利用西方的學問和技術，就能夠擊敗強大的清國，也能實現太宗在夢中看見的未來。因此在1749年，完成一切準備之後，派遣年輕士人75人，遠赴西、法、英等國考察，見識到了繁榮的景象、壯盛的軍容與先進的作戰思想，他們努力紀錄看見的一切，在一年後返國，這些資料都受到了宣宗進行改革的參考。
受當時歐洲「開明專制」的政治氣氛影響，使節團的成員們無不極力擁護宣宗擴張王權，認為「需助上成其大業，以期東寧來日現西土雄風」，正當清國以無上的皇權來大興文字獄迫害異己、閉鎖國門時，東寧宣宗正極力擁護洋學的研究，獎勵發明、鼓勵推演，被認為這是東寧日後能戰勝清國，稱霸一時的關鍵。史學家評曰：「（宣宗）於洋學之熱衷無人能比，傾盡物力皆為求深研，不下泰西露國之彼得大帝也」。
宣宗時代改革的故事，在2001年也被拍成了電影《書船古事》。
當時的改革除了在民間普及了學問的探究外，在制度上也有所涉略，這些制度上的改革主要被體現在經濟上，東亞第一間銀行「明京通商銀行」在1754年被設立於東寧明京，使東寧的經濟體系得到進一步的改造。
1759年宣宗逝世，繼位的是長子憲宗鄭文振。憲宗時代的改革方向是軍事方面，親自編成《泰西兵法略論》與《常備軍論》。認為東寧必須改變過去由士兵充當拓荒團、守備地方的軍事，建立一支常備軍，利用了過去累積的巨量財富建設新式軍隊，士兵開始配備近代化槍砲、穿著西式戰鬥服，也引入了歐洲的軍階制度。分軍官為將、校、少三個階級，各分上、中、少。
除了常備軍之外，為了守護宮城，也建立了戰鬥力精悍的王都禁衛隊。
而過去拓荒團性質的「武裝農民」則改制為巡查，當時相當於警察組織，負責守護各地治安，繼承到現代則是各都縣所設有的地方警備隊。
（譯註：我們的都縣地方警備隊並不等同於警察，現代的警察組織是在真宗皇帝執政的珖命年間設立，地方警備隊則是軍事組織，是軍隊的一部分。）
憲宗一直執政到1783年，由宣宗、憲宗父子兩位國王執政的43年間，是東寧第一波快速進步的時期。
1684年到1783年間，被稱為「百年盛事」，這100年間東寧維護商業往來，穩定了其經濟命脈，充滿資本主義色彩，也是本章節名稱「百年紀」的由來。而兩位君主統治的宣憲時代，社會迅速進步、改新。至1783年，東寧人口已經成長到213萬人，三大都市－－淡水、鹿港和明京更是無比繁榮、洋樓林立，傳教士、商人往來於市街，絡繹不絕。國內社會風氣開放、治安穩定、政治清明，被譽為是百年時代的黃金時期。
1731年到1785年在世的大學者曹笠，在離世前曾說自己「生逢宣憲兩朝，千百世而一會」，將東寧稱為「萬邦來匯之心」。
而兩位國王的改革成效顯赫，但仍是有黑暗面，那就是對於保守派的嫉嫌態度。1783年仁宗鄭熙即位，這位君主個性並不強勢，給了保守派反撲的空間，1784年，他們連同仁宗的叔父、憲宗的兄長「市霖君」鄭文衷，趁仁宗行幸淡水時發動反叛，結束了百年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