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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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運時接著說：「小村，你的這一帶有諷刺性的渲染，就更突出了此事的深刻性和尖銳性了。」周路平說：「小村，你的這番話要是讓當年的紅衛兵和造反派聽見了，你還更有危險性了呢。」仨人都笑了。吳運時說：「行了，你們就少貧兩句吧，後頭還有大事兒呢。按著剛才的線索說，繼而是轟動武漢、震驚全國的七二零事件；繼而是西單商場武鬥事件；繼而是造反派和紅衛兵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繼而是王關戚事件；繼而是全國造反派組織大清查老幹部歷史運動；繼而是楊余傅事件；繼而是西單商場被炸事件；繼而是群眾學哲學運動；繼而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運動；繼而是全國成立革委會運動；繼而是北京市公安局大辦『打擊流氓盜竊集團學習班』運動；繼而是全國大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繼而是『一打三反』運動；繼而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繼而是整黨運動；繼而是全國城鎮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繼而是全國幹部下幹校運動；繼而是『開門辦學運送』；繼而是群眾判案運動；繼而是工農兵上大學運動；繼而是從去年秋冬之際在全國開始的拉練運動；還有一直沒停的斗走資派和整黑幫運動。如此隨便信口一數，政治運動和政治事件的數量竟有這般眾多，可從現在的形式看，這剛到哪兒呀？以後說不定還要搞什麼運動或出什麼事件呢？」周路平說：「你還少說了呢。我爸他們單位的同事到我們家，找我爸說事兒時說，從去年冬天開始，黨內又在搞批陳整風，對外稱批修整風運動呢。估計用不了多久，這個運動就得擴大到黨外人世和普通百姓中了。批陳就是批判黨的九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

吳運時說：「文革以來全國一直都是運動不停、事件不斷，這麼多年裡，什麼時候停止過呀？這場文革可真是大運動連小運動；大事件接小事件呀。老是這麼運動連運動；事件接事件的，到底什麼時候才算一站，最終目的又是什麼呀？！我說的這些還只是一部分政治運動和政治事件，而且也是這些運動和事件的名字，要是把這些運動和事件的具體內容都說出來，恐怕連著講幾個月都說不完。咱們現在剛剛十四五歲，又都是盲校一年級的小盲生，就能說出這麼多政治運動和政治事件，我都弄不清。這到底算是咱們這代小盲人的幸運還是悲哀了。就憑咱們現在說出的這些情況看，等咱們人到暮年的時候，大概在那時人們的眼裡，咱們都成了政治運動和政治事件的專家學者了。」周路平說：「得了吧，那時候的年輕人能有多少人相信這個呀？他們怎麼能想象得出咱們這些一個心眼兒的人今天是生活在什麼樣的政治環境里呀？他們要是聽見咱們說著今天的話，就算不把咱們當成政治瘋子或是政治傻子，也得把咱們當成政治精神病人。」仨人都笑了。李曉村問：「路平，我怎麼聽不懂你的這些話呀？」周路平說：「五六十年以後的年輕人要是還能了解或者理解今天的咱們，那咱們的國家、咱們的百姓就太悲哀、太可怕、太恐怖、太絕望了！我周某人非常真誠的希望：不管咱們的國家，咱們的百姓，還有什麼不幸，全都壓在我等這些對民無大用，愛國不厚人的瞎學生身上吧，可別讓咱們的國家、咱們的百姓再遭苦受難了，更別讓咱們的後人再像咱們現在這樣兒了。反正我輩苦難已多，再多幾重又如何。盼望著我們的後人可千萬別再像咱們這輩人這麼不幸了。盼望著咱們的祖國快些走向正軌吧。好些老人都說：『咱們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我看倒不如說咱們是生在新社會，長在政治下更準確。」李曉村笑著說：「那就說咱們是生在政治運動的新社會，長在政治事件的紅旗下吧。」仨人又都笑了。吳運時說：「小村，你要是這個也跟著周路平學，可要留神前程呀！」李小村笑著說：「運時，我接的可是你剛才的話茬兒呀。」周路平笑著說：「行啊小村，看來你也不遜色於我們，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呀。」仨人又是一陣大笑。

吳運時說：「每次搞政治運動，都是千方百計的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論，空洞遙遠的名義動員說服大量群眾積极參加，這麼多年了，哪兒有過例外呀？如此不計成本的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等社會資源大搞群眾政治運動，又把整個兒社會折騰的地無安處，時無寧日，人心惶惶，前途渺茫的，他們到底想幹什麼呀？多少年來，一直不停的搞了這麼多次大規模的群眾政治運動，國家民族從中得到過什麼？參加政治運動的群眾又從中得到過什麼呀？每次都美其名曰群眾政治運動，我看到不如說是用政治運動群眾更貼切。我真弄不懂，咱們這代政治青少年現在肩負的究竟是光榮的革命責任還是沉重的歷史負擔了。全國都是如此不堪，咱們學校的這些事兒又算得了什麼呀？你動不動就把我當神仙，什麼事兒都問我，可我又問誰去呀？」周路平笑著說：「你問你哥去呀。」說完，他和李小村都笑了。李小村說：「你們說的這些問題，在咱們仨人里恐怕是找不到答案了。我看還是放下大的說小的，撂下遠的聊進的吧。咱們還是接著說老校長們吧。路平，說了歸其，到底老校長和這些老師都有什麼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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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路平說：「都是守法公民，又都是公職人員，他們連單位紀律都沒犯過，能有什麼罪呀？如果一定要問這些人有什麼罪，那就是文革之初，紅衛兵和造反派們給他們欲加的反革命罪。當時，一夥兒人湊一塊兒，要整誰，背地裡一捏股，把反革命的帽子往誰頭上一扣，誰就有罪了。一有了罪，可不是就被人踏上一萬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了嗎。」吳運時說：「說你有罪，你就有罪，無罪也有罪。我們院兒里的居委會主任老太太跟我說：『有個人，在他們單位開會、學習等活動中，從來不發言，怎麼動員、說服都沒用。經常主持會議的造反派頭頭兒認為此人有意跟他過不去。這個造反派頭頭兒和幾個人一捏股，就說他以沉默對抗革命，要嚴肅處理他。他們在大會上宣布處理決定時，那個沉默的人這回可不沉默了。他還沒聽完處理他的決定，就一聲怒吼、拍案而起，把這些人當眾給臭卷了一頓。從此，這個人就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了。』就連我們那兒的居委會老太太跟我說起這事兒來都覺著這些人做的太過分、太絕情。』」李小村問：「什麼叫反革命呀？」周路平說：「從我小時候起，就長聽大人們說這個詞兒，尤其是文革開始以來，說這個詞兒的人越來越多，從十幾歲的男女學生到幾十歲的中老年人，多數人都說過這句話，什麼時候都能聽見，在哪兒都能聽見。可是從我三四歲時，第一次聽見這個詞兒到現在都多少年了，我還是不知道什麼是反革命呢。特別是文革以來，人們不但常說這個詞兒，而且還老用這個罪名而整人。文革這麼多年裡，用這個罪名而整人的人和挨這個罪名而整的人越來越多，多的讓人怎麼說都說不完了。運時，你挺厲害的，你給我和小村說說吧。」吳運時說：「我也跟你們一樣。我還問過我哥，他說他也不知道。要我看，凡是想整誰，又找不著人家罪證的惡棍們，就說誰是反革命。反正這個罪名兒一直都是個模糊概念、糊涂罪名兒。要整人的時候，給誰安上都管用。而且這個罪名兒最有政治煽動性，還特別容易被上頭接受。有些頭頭兒在排斥異己、打壓政敵等惡整別人時，為了圖省事兒，好發動群眾，讓被整的人又沒法反抗，就特別愛用這個罪名兒。誰一被安上這個罪名兒，全家男女老少都得淪為認人隨便欺辱的賤民，往後多少代人都甭想翻身了。他們的後代上學、就業、漲工資、搞對象都甭想順當了。還甭說這些大事兒了，就是平常走道兒都不敢撩起眼皮平視人間了。」周路平說：「你還少說了呢，它的險惡性還在於能隨便往上掛人，不用找任何借口，想掛誰就掛誰，想掛多少就掛多少，想怎麼掛就怎麼掛。比如有的人要整的是一個人，就說他是反革命分子；要整的是兩三個人，就說他們是反革命小集團；要整的是一群人，就說他們是反革命集團了，那可真叫一個翻云覆雨舞掌上，整人手段何其強呀！誰一被扣上這頂帽子，就等於犯了十惡不赦的大罪了，那可真成了文革初期紅衛兵和造反派們說的那樣，被革命群眾『踏上一萬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了。」

吳運時問：「路平，你想過那些整人的傢伙，怎麼用這個罪名而整人嗎？」周路平說：「我還真沒留過神，你說說看？」吳運時說：「我們院兒的那個老太太找我閑扯時，我還真問過她。原話我記不清了，用我的話說就是：『整人的時候都是以鄭志名義定性，以法律名義論罪，已刑訊手段審人，以群眾意見判刑。有人管這叫「整人老四步」。』老太太還說：『整人時，既要把他所有的社會關係理清楚，又要把他的所有歷史問題弄明白。只要能找到的關係人，都要儘可能找到。凡是有歷史問題的，即使以前已經解決完了的，還要拿出來從頭再整，而且還要嚴加防範其家屬興風作浪、反攻倒算。這就叫：「問題雖老罪過新，橫豎絕不放一人。現在批臭還不算，罪壓敵人永世孫。」』我還誇了老太太半天：『您還真沒白當這麼多年居委會主任，都會作詩了。』」老太太說：「瞧你把我誇的，我哪兒有那個能耐呀？我們經常到外頭取經去，那是我到一個中學取經時，聽那兒的政工幹部說的。我多問了她幾遍就學會了。」李小村說：「過去祝福人的時候，都說是萬代公侯，現在把人整的都成了萬代冤讎了。就算本人是反革命，礙著家裡人什麼事兒了？就算這代人受連累，憑什麼殃及永世後代呀？當年孫悟空被佛祖壓在五行山下的時候，雖然有五百年之長，可終究還有出頭之日呀，怎麼一成了反革命或是反革命家屬，就永無再生之年了呢？不是說重在政治表現嗎？怎麼到時候就都成了重在家庭成分了呢？」三人無語。李小村又想起了剛才周路平說的話：「路平，你剛才說的能隨便掛人，到讓我想起了我爺爺給我講過永樂帝當年整人時用過的瓜蔓抄了，就是在整人時順藤摸瓜。」周路平說：「你說的都是幾百年前的舊事兒了，現在的人要想整誰，還管什麼瓜蔓果枝的，要整你就是整你，誰還跟你廢話呀。永樂帝當年用的是瓜蔓抄，現在的人用的是胡亂抄，他們比永樂帝可厲害多了，反正也沒人敢管，撿到籃子里就是菜，愛誰誰，愛服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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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村問：「這麼惡毒兇狠的招兒是誰想出來的呀？真是損到家兒了。這麼兇狠惡毒、喪盡天良、沒有人性的損招兒，在咱們國家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裡都沒人想的出來，現在的人們在用政治整人上真是進化到極點了，他們比趙高、秦檜兒、魏忠賢都厲害。」吳運時說：「誰知道是哪些缺了八倍兒德的傢伙想出來的陰損狠惡的毒招兒呀？」周路平說：「能想出這種法子整人的傢伙們絕對不是善類。我看他們一定是個愛整人、會整人又整人上癮的老官僚、老政客、老黨棍、老政治瘋子。不管發明這個罪名而的始作俑者的初心是什麼，從客觀效果看，確實是開了讓那些枉己正人之徒用政治手段無端惡整他人的先例了。遠的不說，就從文革以來不到五年的時間來看，死在反革命罪名而之下的就有多少冤魂屈鬼呀？！」李小村問：「這些人怎麼跟秦檜兒似得，隨便給人定罪呀，天理何在呀？」周路平說：「他們比秦檜兒可厲害多了。秦檜兒只給岳飛一個人定了罪，兒這些人不定給多少人定過罪么。秦檜兒在給岳飛定罪后，被人問起時，還說了句『莫須有』。而這些人在給人定罪的時候，根本不用理由，不用借口，甚至連『莫須有』這句話都不用，完全是憑空給人定罪。過去人們常說『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現在是一語人生，一語人亡。小村，你不是說自己是『桃園之人，不知有漢』嗎。你這些年沒來上學，不知道的怪事兒簡直太多了。隨便給人定罪又算得了什麼呀。

「還是說咱們學校的事兒吧。在這些挨整的黑幫里，除了走資派老校長以外，你聽聽剩下的老師都是什麼人吧？有教導主任馮老師，有各個年級組長，也有不少班主任，總之，凡是文革前當過大小頭兒的，管過點兒事兒的，都是在劫難逃、無一倖免。不過裡頭也確實有兩三個文革前對學生們不怎麼樣，挺招學生恨的普通老師。我估計他們被打成黑幫，一定跟他們文革前，平時對學生們的惡行有直接關係。」李小村問：「這些人的罪名而，都是誰給定的呀？」周路平說：「聽說都是文革初期，那些造反最瘋狂的老師和學生乾的。」李小村又問：「他們當年給人定了最，怎麼就不管人家以後的死活了？」周路平說：「『有錯拿的，沒錯放的，』要不然這些人怎麼能永遠正確呀？！」李小村問：「學校亂成這個樣兒，大管怎麼也不管管呀？」周路平說：「那些年月里是雙宣隊當家，大管又有何為呀？當時，全校正是整黨最緊張；清理階級隊伍最嚴厲；斗走資派最無情；批黑幫最厲害的時候。黨員怕挨整；革命群眾怕受清理；走資派怕被斗；黑幫怕遭批。真是各個膽顫，人人心驚！在這種情況下，學校愛怎麼亂就怎麼亂，誰敢管事兒，誰就得倒大霉。我姐插隊之前，和我爸輪流著給我念過《紅樓夢》，裡頭的《好了歌兒注》說：『……正嘆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咱們學校當時就是這樣兒。」李小村問：「照著么著，老校長胳膊骨折的事兒，就黑不提、白不提了？」周路平說：「那時全校的教職員工都有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之憂，誰還敢碰這個雷呀？」李小村又問：「雙宣隊也不管嗎？」周路平說：「斗走資派老校長和批黑幫老師，是天經地義、堂堂正正的左派革命行動，雙宣隊又是支左的，他們怎麼管呀？」仨人一時沉默無語。周路平覺著有些壓抑，便說：「運時，怎麼一直都是以我說為主呀？這些事兒你不是也知道嗎？怎麼老也不主動說呀？」吳運時笑著說：「你別得了便宜賣乖了。不是你一直在搶著話說嗎？再說，你一說起事兒來，總是那麼繪聲繪色、夾敘夾議的，比藝術家講故事、說評書、演播小說還引人入勝呢，聽起來多熱鬧、多過癮呀。我怎麼忍心插嘴呀？雖然你說的這些事兒都是事實，對此我也都一清二楚。可是聽你這麼一藝術加工，我一點兒熟悉感都沒了，全是新奇感了。我聽的還真挺忘情的。」三人大笑。吳運時又說：「俗話說『隔牆有耳，路旁藏人。』你剛才說的這些話一旦事泄，總不能讓人家把咱們一網都給打盡了吧，怎麼也得剩一個呀，要不然，誰往外撈你呀？」三人大笑「。叭鉤兒、叭鉤兒」，周路平話音剛落，附近突然傳來了兩聲槍響。李小村一愣：「哪兒打槍呢？」吳運時和周路平都笑了。吳運時說：「附近有個靶場，我和路平遛彎兒長從這兒過，還真沒少飽耳福。」李小村說：「我還是頭一回聽見真槍響呢。」周路平問：「那你怎麼一下子就聽出是槍響呢？」李小村說：「文革以前，我在我爺爺的礦石耳機里聽《敵後武工隊》小說時，念小說的人就是這麼形容槍響的。當時我還問過我們村兒里幾個打過小日本兒的老游擊隊員：『槍響不是「啪啪」的聲兒嗎，怎麼念小說的人說是「叭鉤兒、叭鉤兒」的聲兒呀？』他們說：『小日本兒的三八大蓋兒就是這揍性聲兒。』沒想到今兒個在這兒一聽，還真是這動靜兒。」仨人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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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村說：「這兒都有靶場了，看來咱們學校離城裡夠遠的了。」周路平說：「這兒離城裡大概得有三四十里地吧。」李小村說：「抗日戰爭都勝利第二十六個年頭兒了，解放也第二十二個年頭兒了，怎麼咱們的解放軍還用這破玩意兒呀？」周路平說：「聽說這是民用靶場，打靶的是民兵。解放軍應該早就用上AK47突擊步槍或者是國產的全自動步槍了。」吳運時說：「你行呀，還知道AK47呀！」周路平說：「我爸一直不斷的反覆跟我說過：『一個正經八百的男人一定要喜歡軍事，因為戰爭是人類智慧的最高較量，軍人是社會群體中的特殊精英。』我小的時候，我爸沒少給我講武器知識，可惜我那時太小，所以也就一耳朵聽，一耳朵冒了。他老人家現在還經常給我講軍事知識，不過已經以講戰略戰術學問為主，講武器知識為輔了。什麼AK47突擊步槍、全自動步槍一類的東西，都是他老人家告訴我的。」「救命啊……抓流氓呀！……」周路平三人一驚，就覺著一個女人瘋了般從他們身邊急喊狂奔而過。不多時從後邊兒又追來幾個半大小子。他們離那個女人近的時候，就跑著小碎步兒，那個女人跑的離他們遠時，他們就快跑幾步。他們一邊兒忽快忽慢，忽遠忽進的跑著，一邊兒怪叫著：「你丫的跑什麼，老子們瞧著你丫的順眼才想跟你搭個搭個。你丫的來什麼勁兒呀？別覺得你丫的怎麼樣？老子們真要拍婆子也且他媽輪不到你丫的呢。就銃你丫的這臭圈子造型兒，差遠了。」這時，女人又跑的遠了些，這伙兒人一邊兒怪叫狂喊著，一邊兒把手指塞進嘴裡打著呼哨追了上去。周路平小聲說：「你們倆在這兒等會兒，我到派出所叫警察去。」周路平說著把李吳二人拉到路邊兒的一棵大樹下：「你們在這兒等著，別動窩兒，我一會兒就回來。」李吳說，你快去吧，注意路上安全。周路平沒等他們說完話就跑遠了。 李小村說：「怎麼這幫小子大白天的就敢在大街上追婦女呀？」吳運時說：「這有什麼新鮮的。這年頭兒，要是聽說哪兒出一個反革命，有的是人管，要是哪兒出幾個流氓，問都沒人問。人們不但不問，還得躲的遠遠兒的，生怕流氓找上自己。這種情況，就連好些流氓都知道了，所以這些傢伙們作起惡來才這麼有恃無恐、肆無忌憚的。」李小村問：「人們怎麼對管反革命那麼大癮頭兒呀？」吳運時說：「各種想法兒都有：有的想貪個熱鬧兒、找個樂子；有的想仗勢欺人、抖抖奴才威風；有的想渾水摸魚、公報私仇；有的想另有企圖、邀功爭利。林子大了，什麼鳥兒沒有呀？再說，一管起反革命來，甭管用什麼手段，都是堂堂的革命行動。隨便參加這種行動，就算真的無功，但也絕對無過。反正反革命分子也不敢報復，找個樂子、過個手癮、發泄情緒、撈點兒好處，最多不過舉手之勞。如此好事兒，何樂不為呢？」李小村問：「這不是趁火兒打劫、發泄獸性嗎？再說這些人里准都是反革命嗎？你說的這些，又是你們院兒里的居委會主任跟你說的吧？」吳運時說：「也不全是，他們大人平時聊天兒時，也沒少說這類事兒。至於這些人里是不是都是真反革命，誰還愛管這些呀？」

這時，有兩個騎車人從他們身邊兒帶著風一掠兒過。不多時，周路平跑了過來，他扶著李吳二人喘了半天氣兒才平靜下來。扶著周路平胳膊的李吳問：怎麼樣？周路平說：「到了派出所，一個老警察接待了我，我把事情經過說完，那個老警察叫過兩個年輕的警察，老警察又讓我把經過說了一遍，那個老警察跟他們交代了幾句，命令他們快追。那兩個警察二話沒說，登上車就朝這邊兒趕來了。你們剛才沒聽見車過嗎？」李小村說：「聽見了，剛才是有倆人騎著洋車，帶著風從這兒過去了。」周路平說：「那兩個人就是警察。得了，時候不早了，咱們也該回去給你買飯盒兒了。」說著他的右手跨上了李小村的左胳膊，吳運時跨上了李小村的右胳膊，他們仨人過了馬路，信步往回走著。李小村說：「今兒個天兒這麼好，真是出門兒的好時候，要是沒這麼多亂七八糟的事兒該有多好呀！」周路平說：「老天憑什麼把好事兒同時都給人呀？」吳運時說：「就是，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嗎？」周路平說：「不但如此，就是老天爺給人好事兒的時候，也不會痛痛快快給的。我不知道你們倆感覺怎麼樣，根據我這十幾年的人生經驗看，從我記事兒時開始到現在，我就覺得：當你遇上一件好事兒的時候，總會伴隨著來一件壞事兒，可是你遭遇一件壞事兒的時候就沒有好事兒陪著了。不知這是我的個人遭遇還是普遍現象？」李吳二人聽罷大聲笑著說：「就是就是，我們跟你的感覺一樣。」周路平說：「看來這事兒在咱們仨這兒就是普遍現象了。」吳運時說：「路平，你腦子那麼好用，又那麼會用哲學，可要好好兒總結出點兒規律性的東西，以此打破『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的千年古訓呀。」仨人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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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一會兒，李小村說：「運時、路平，你們剛才說了那麼多咱們學校文革中的事兒，又勾起了我心中的一個老問題。這個問題，在我心裡已經很多年了，我一直沒弄懂。你們倆幫我想想是怎麼回事兒？文革剛開始那當兒，我們村兒里的一幫年輕人也組成了紅衛兵性質的造反組織。他們和周圍幾個村兒里的同類組織，一塊兒到處拆廟毀像、砸碑刨墳、搶物燒書、抄家打人，把我們那一代折騰的跟正在打著大仗似得。他們這幫人還把我們村兒里的一家老地主的十多口兒人，一個沒剩的都給活活兒的打死了！這家人里，最大的八十九歲，最小的才剛剛滿月。從小到老，整整五代人呀！我爺爺跟我說過五世其昌的話，可誰想到，在這家人的遭遇中卻變成了五世同亡、五世遭殃了，這可是全家滅門的大災禍呀！然後，這幫造反派還在這家老地主門旁的牆上貼了一張布告，布告上頭說：『土改時，只分了這家地主的財產，沒殺地主。是革命不徹底，不是真正的革命。現在我們要乘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浩蕩東風，順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滾滾洪流，再來一次徹底革命，把這個老地主全家處以死刑。這才是真正的革命，這才是不留尾巴的徹底革命。』我聽村兒里老人們說：『這家兒老地主以前對村兒里人還說的過去；土改以後，他們一直也是按照上頭的政策和村兒里的貧協要求，老老實實幹活兒，規規矩矩做人的。村兒里的貧協、農會也沒難為過他們。』我不懂，怎麼一些年輕後生，就敢隨便拆廟刨墳、抄家殺人呀？他們還號稱是革命青年組織。這種做法在什麼時代可都是犯法犯罪呀，可都是要遭砍頭、要被凌遲的呀！就是有誰打死村兒里人一只雞，人家還得堵著這人家的門口兒罵上半天兒呢，怎麼干出了全家滅門這樣慘無人道、人命關天的大惡事兒就沒一個人問問呀？！怎麼這些人由著性兒折騰就沒一個人管管呀？不是說搞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嗎？怎麼都用上這些又野又渾的法子了？這還是無產階級的行為嗎？這還是文化的行為嗎？這還是革命的行為嗎？我每次想起這件事兒的時候就這樣兒問我爺爺。以前我問我爺爺的時候，我爺爺老說毛主席身邊兒一定有壞人。去年冬天我又這樣兒問我爺爺，他老人家聽了以後，愣了半晌，探口長氣，搖著頭，慢慢兒的說：『我老了，糊涂了，這輩子也說不清楚這件事兒了。不過，再怎麼著，也不該胡亂抄家，游著性子殺人呀！早年間，就是皇上也只抄罪臣的家呀！什麼時候，什麼朝代也沒聽說過抄老百姓的家呀，像如今這樣兒，普天下抄老百姓的家就更是亘古未聞、絕無僅有了，簡直是造孽，造大孽呀！』」

周路平說：「小村，你真行呀！我和運時這麼多年裡也沒想過、也沒問過這麼有力度的問題呀！你這哪兒是三個問題呀，簡直就是三把利劍了。你的眼光兒比我和運時可尖銳、深刻多了。你爺爺可真沒白教你背古文呀；你也沒辜負你爺爺所花的心血，果然做到了你爺爺所說的：『能讓你心裡亮堂一些，能讓你學會怎麼看人看事兒，能讓你活的明白點兒。』看來，老祖宗留下的玩意兒就是管用，只要你學了它，它就能讓你在看人看事兒上有洞察世事、入木三分的能力，不得了！你爺爺會教，你也會學。真乃：在家勝在校，休學未停學。儘管你有滿腹學問、一腔熱血，自覺對天下負有匹夫之責，甚至於也想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但只要你不直接當眾抨擊文革，你盡可以高談闊論、著書立說。這三個問題你以後可千萬別再碰了。慢說沒人能回答的了你這三個利劍似得問題，就是有人能回答，恐怕人家也無此膽量。你這哪兒是要人回答問題呀？簡直就是要人的命了！」李曉村聽周路平這麼一說嚇了一跳。吳運時也說：「是啊小村，你在家的時間太長了，這可是足以滅族的話呀！不是我和路平嚇唬你，你再咱們學校待上幾個月，就知道我和路平為什麼要跟你說這個了，你也能知道這話的利害關係了。」李曉村心裡大驚：「你們說的很對、很好，我是不知深淺。以後我盡量少說政治話題就是了。」周路平說：「說不說政治話題並不要緊，只要別當眾指斥文革之非就無大礙了。不過在咱們仨人這兒到是沒什麼，只是在外人那兒就要永遠別說了。你剛才說的那些現象，僅僅是你們家那邊兒的事兒。可你知道，北京有多少事兒！？全國又有多少事兒嗎！？俗話說：『只有個人想不到的事兒，沒有世人做不出的事兒。』在那些無法無天、無是非、無人性的年頭兒里，全國出了多少大惡事兒、大禍災就先甭說了，咱們就光拿當時的北京來說吧，你想得到嗎？我聽我們那條街上的人說：『一九六七年夏天，西單商場大武鬥時，兩派之間又是開氣兒槍，又是砍汽水兒瓶子的，鬧的可真不善呀。』這些人也真是的，整瓶子整瓶子的汽水兒就那麼玩兒命的砍，真讓人心疼。你倒是把汽水兒喝乾了再往外招呼呀。」吳運時說：「我說周路平，你不至於饞到那份兒上吧。你要是當場敢這麼干，我敢保證，還沒等你撬開瓶蓋兒呢，你的天靈蓋兒就早讓人開了。你要喝的汽水兒，那可就真成了：滿場汽水兒任你灌，一滴何曾到九泉了。」仨人大笑。周路平問：「你這最後一句，似乎又是一句名詩吧？」吳運時說：「哪兒那麼多名詩呀？這回你的機靈兒可沒抖好。這是我隨口胡謅的。」李曉村說：運時你行啊，隨口一謅就是名詩。這是宋人高翥的詩，《清明日對酒》的最後一句。全詩是：「南北山頭多墓田，清明祭掃個紛然。紙灰飛作白蝴蝶，淚血染成紅杜鵑。日落狐狸眠冢上，夜歸兒女笑燈前。人生有酒需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周路平說：「怎麼樣？我的詩感夠敏銳、夠可靠、夠精準、夠獨一無二的了吧？詩篇就是詩篇，詩感就是詩感，這還能錯嗎？當然，這也不能全怪你，有時候我對自己的詩感也大膽懷疑過。不過事實證明我都錯了。」吳運時說：「行了吧你，還有完沒完呀？說你咳嗽你還喘上了。」仨人都笑了。周路平問：「小村，你背的這首詩里怎麼凈是紙灰、蝴蝶、淚血、紅杜鵑、狐狸什麼的呀？聽著就那麼瘮人。你爺爺怎麼想的，幹嗎教你背了這麼一首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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