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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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運時說：「路平，你想過嗎，那些用批判會玩兒人、尋開心的人固然可惡，也讓人擔心這些人以後可能留下整人的惡癖。可是你所謂有真誠之舉的人恐怕更讓人憂慮，更讓人覺得可怕。他們這些十幾歲的青少年，用批判會整人，用批判稿中的思想觀點批判老校長和黑幫老師們。這些思想意識和觀點觀念，就會在潛移默化中在他們幼小的心靈里牢牢的紮下根兒。這些思想意識、觀點觀念將會影響他們今後幾十年的人生道路。一旦遇上合適的條件，就會死灰復燃。很可能使他們做出對他們自己，對他人，對社會，對民族，對國家，對百姓非常有害的事情。可能我這個人想的比較悲觀，但願我是想錯了。」周路平說：「吳運時，你還是人嗎？……」吳運時一愣，銃著周路平猛然仰起頭，大聲說：「怎麼說話呢？你什麼意思啊？」周路平連忙笑著說：「不是不是，我是說你還是思維正常的人嗎？怎麼把問題想的那麼深，想的那麼遠，想的那麼複雜，想的那麼恐怖啊？」吳運時說：「這些都是比照著我哥和我分析了當今的日本和西德的有關情況后，得出的結論，想到的看法。先拿小日本兒來說吧。當年小日本兒入侵咱們國家大陸多數地區八年，侵佔東北十四年，侵佔台灣五十一年。如今，抗日戰爭勝利都二十六年了，可是在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分子還是那麼瘋狂異常、蠢蠢欲動的。類似的情況在西德也有露頭兒。他還說：『從古今中外的情況看，一場大的歷史事件過後，帶給人們思想上、精神上和心裡上的影響將是長期的，複雜的，有反覆的。特別是受到這種影響嚴重的人，一旦在社會主體勢力中取得了制定政策的權力，就會把社會走向引向他們所主張的去向。無論影響是積極地還是消極的，都是如此。積極的例證就不說了。就拿消極的例證來說吧，比如從一戰到二戰中的希特勒的人生軌跡就是如此。』你剛才不是也說這些學生遭受的是心靈之創嗎。我看他們本人受瘡傷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怕將來這些創傷還會傳染給別人，傳染給社會，那其惡劣影響可就非同小可了。行了，我就說這些吧。你接著說老校長們的事兒吧。」李小村說：「路平，運時說的對。我爺爺也跟我說過意思差不多的話。」周路平說：「小村，我不是說運時說的不對，我是說他怎麼一說起大事兒來，就那麼悲觀失望、灰心喪氣的呀？算了，不說這個了。我還是接著說走資派老校長等人吧。」李小村問：「路平，我爺爺說：『咱們國家從來就沒有過大工業化規模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過真正異議上的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頂多是有一些中小規模的資本家而已，而且還遠沒形成一個很像樣兒的階層，在意識形態領域裡也沒有他們的理論權威，上哪兒找資產階級思想去呀？老校長他們又怎麼走資本主意道路？又上哪兒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去呀？」

周路平笑著說：「就是嗎。咱們國家在晚清時起，就從封建社會一下子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了，一直到新中國建立前夕也沒能改變過這種社會性質。新中國建立以後，咱們又是社會主義了，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群體、資本主義道路、資產階級路線、資產階級思想等類謬說又從何而來呀？我是孤陋寡聞、愚昧無知。吳老師你教教我們吧。」吳運時說：「你們跟這些詞兒較什麼勁呀？像資產階級思想、資本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一類的說法兒，還不是跟政治問題、右派分子、三反分子的罪名而一樣嗎，還不是為了整人生套硬纘出來的嗎。這些罪名而是個筐，要想整人就往裡裝，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嗎？你們跟這些玩意兒認什麼真呀？路平，你還是書歸正傳接著說老校長們吧。」周李一邊兒誇著吳運時一邊兒大笑。周路平笑著說：「剛才我所說的老校長和黑幫老師們的遭遇還不算完。他們在全校學生沒課上；左派老師常開會；只有廚房還幹活兒的情況下，每天還得被造反派逼著沒完沒了的干各種體力活兒。大多數活兒實在是干不幹兩可的無用功，這些東西們就是為了誠心整人。此外，造反派們還逼著他們早晚兩次向毛主席請罪。在請罪之前，他們還被逼著在自己的胸前掛上『我是黑幫某某某』的牌子，在毛主席像前排成一列橫隊。大聲報出自己的姓名，然後再高聲唱著：『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唱完后，朝著毛主席像，低頭、弓背、彎腰，同時一塊兒背著造反派給他們寫的認罪自新詞：『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我沒能按照您老人家的思想改造自己，走上了背叛您老人家的斜路，成了您老人家的罪人。我現在要好好改造自己，和過去徹底決裂，脫胎換骨，早成新人。請您老人家看在我還不是死不改悔的分子，還想緊跟您老人家繼續革命到底的真誠願望上，給我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給我指引一條革命的明路吧。』這樣一來，老校長和黑幫老師們的尊嚴和人格，就被完全掃地了。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言；叫人人不語啊！我真不明白，這些造反派怎麼就不好好兒想想，他們把別人整到如此慘無人道的地步，不是同時也把他們自己緊存的最後一點兒人性給整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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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運時說：「你還真高看這種人，他們要知道世上還有尊嚴，還有人格，還有人道，還有人性這麼神聖的東西，也就不這樣兒幹了。可悲的是：他們並不認為這種暴行是反人性的惡舉，反倒認為是合乎革命道德標準的善行呢。關於這些問題，我也問過我哥，他說：『我做社會調查時也旁聽過一些所謂批鬥會，在一次批鬥會上，有個知識分子模樣的人發言時就公然聲稱：「你們這些階級敵人不是想要什麼人性、人道、人格兒、尊嚴嗎？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就是要完全、徹底、乾淨、全部的堅決打掉你們身上的這些瘋資修的腐朽墮落的東西。」』」周路平說：「要是這些東西都從人身上被打掉了，那人身上除了模樣兒像人，還有哪兒像人呀？沒了做人本性的軀殼兒，那該成什麼了？」李小村說：「那不是成了禽獸了嗎？」吳運時說：「要是禽獸那還算好的呢，人一沒了人性，比禽獸要險惡狠毒不知多少倍呢。因為禽獸在怎麼自相殘殺，其陰險毒辣的手段和程度也趕不上人間互相殘殺的手段之萬一。」周路平說：「看來，人如果為條件所迫，一定要從身上一樣一樣的往下扔掉什麼的話，別的都可以考慮，唯獨良心和人性絕對不能扔，這是做人的底線。」李小村說：「你說的真對，一個人究竟是不是人，就看這一步了。」周路平說：「說來老校長和黑幫老師們也真夠倒霉的！他們除了白天一整天被造反派逼著沒完沒了的干著各種體力活兒，早晚兩次向毛主席請罪以外，還得一次次的被十幾歲的孩子學生們在批判會上批判、戲弄和辱罵。那些年月里，老校長和黑幫老師們被整的哪兒還有一點兒人樣兒呀！？造反派們和孩子學生們干著這些事兒的時候，用的可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立場，鬥批改的觀點，造反派的方法和『文革小組』的名義呀。一旦被人問起時，他們還振振有詞的說：『我們響應的是「中央文革小組」的號召：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群眾自願參加革命，群眾自己對革命負責。』反正是電台、社會和咱們學校的造反派論調兒怎樣說，孩子學生們聽了以後就怎樣學。給人的感覺是：這些孩子學生是無師似有師，無知勝有知。那時候，學校里亂極了，什麼事兒都沒人管。就是真有事兒，找到老師們，老師們也得找出種種借口，小心翼翼的說著客氣話趕快躲開，都怕哪句話沒說好，被學生們抓住以後，上綱上線把自個兒狠批一頓，真是個個兒擔驚、人人害怕呀！」李小村問：「至於那麼邪乎嗎，這些愛生事兒的學生到底想幹嗎呀？」周路平說：「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想幹嗎？文革前，給咱們上過常識課的劉老師，因為在一次全校上街大遊行時誤喊了口號而。回校以後，遭到了高年級學生們的圍攻、鬥爭和批判，為此前前後後折騰了一個多禮拜。把個劉老師的成長根源、歷史根源、階級根源、政治根源、思想根源、靈魂根源、家庭根源、朋友根源和社會根源什麼的給狠狠兒的深挖細找了個底兒掉。就差墳地根源沒動了，不然就跟方孝孺近似，被挖十足了。廢了一周之功，動用了一百多人，挖出了個子虛烏有的結果，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了。這倒是應了『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的俗話了。」

李小村說：「路平你說的真對。在封建社會裡，皇帝老兒整人時，動輒就禍滅九族；現在是動輒就深挖九族，這和封建社會有什麼兩樣兒呀？！上頭不是老說：『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嗎？怎麼一到時候就全都不算數了呢？學生們這麼干，不是成了雞蛋裡挑骨頭——沒茬兒找茬兒了嗎？」周路平說：「誰說不是呢。要都是學生找茬兒倒也罷了，他們充其量也不過是河邊兒上的幾條小魚兒，就是讓他們撒著歡兒的折騰，又能翻出幾朵小浪花兒來呀？讓人想不到的是，當頭而的也那麼愛找茬兒生事兒。他們這麼一來可不得了，竟然把那段歲月都變成了無人不找茬兒，無時沒是非的年代了。」吳運時說：「小村，你這兩天真幸運，路平沒少給你講故事，他又要給你講好玩兒的故事了。」仨人都笑了。周路平說：「運時，你來吧。」吳運時說：「我可沒你那麼好的口才，還是你接著話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本校大事兒吧。」周路平說：「要說那個時候咱們學校什麼事兒都沒人管，也不全對。在那陣子里，咱們學校當時的雙宣隊按照上頭當時的要求和全國的政治形式，對四件事兒管的可倍兒嚴、倍兒嚴的。這四件事兒就是：『早請示晚彙報；天天讀不能少；「紅海洋」處處流；「忠字舞」人人跳。』當時，人們管這些政治現象叫『四大忠』。」李小村笑著問：「你說的都是什麼呀，我怎麼一句也聽不懂呀？」周祿平說：「你聽我一一分解就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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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早請示晚彙報吧。那可真是毫不馬虎、雷打不動。不管我們正干著什麼，或者在哪兒玩兒著呢，只要一聽見大喇叭里播放《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的歌聲，我們就得打著把勢、玩兒著命的往教室里猛跑，就是全盲的也得這樣玩兒著命的猛跑。也真邪性了，不管全盲的同學們從多遠的地方，也不管從多複雜的地形兒往教室猛跑，愣是沒有一個人撞上東西、撞著人的。看來毛主席他老人家就是了不起，甭管你眼睛怎麼看不見，也甭管你怎麼在複雜的地形兒上玩兒著命的猛跑，只要你心裡裝著他老人家，你就怎麼也撞不上東西、撞不著人。」李吳聽了哈哈大笑。吳運時說：「周路平，你這話貧的可沒水平。從咱們六五年一入學開始到現在，咱們學校絕大多數的全盲同學上哪兒不是一路上跑著去呀？你見過或聽說過誰撞上過東西、撞著過人呀？」周路平說：「你這一雞蛋裡挑骨頭，顯得多沒情趣呀？我這樣說，不是為了把乾巴巴的事兒說的更活潑生動、更傳神詼諧嗎。這就是前人所謂的：『為人當實，作文要虛』嗎。當年賈誼做《過秦論》時，為了酣暢淋漓的宣洩宏大豪邁的氣勢，不是也用過不實之事、誇大之詞嗎！這可是一種修辭飾句的藝術技巧呀。你昨天說我『大而化之』，現在又說我『貧的沒水平』，鑒於你不知這種修辭飾句的藝術技巧，我老人家就不與你一般見識了。」吳運時說：「明明是你無理，怎麼倒派上我的不是了。你可真是燉熟的鴨子——肉爛嘴不爛；摔扁的痰桶——里曲瓷不窮呀。」仨人周笑了。周路平笑著說：「誰要是遲到了，就得再早請示、晚彙報完事兒以後，當場開你的批評幫助會。不用發動，人人自願自覺。就是被幫助、批評的人，也是非常前程、絕無怨言。人們對毛主席『三忠於』、『四無限』的那份兒真誠、那份兒深情，真是沒的挑，所以誰都不敢遲到。

「按時到場后，人們便畢恭畢敬的站在自己的座位前，向著毛主席像，表情嚴肅、行為莊重的祝願一番，再用洪亮的嗓音大聲背誦一段毛主席語錄。要是早請示，人們就把這一天要做的事情說以便。再說請毛主席監督幫助。要是晚彙報，人們就把一天來的事情說以便，成績歸功於偉大領袖毛主席，錯誤歸咎於自己。有了錯誤，還要請毛主席批評幫助，以後絕不再犯。最好玩兒的一件事兒就是岳是明的故事。那還是雙宣隊宣布把早請示晚彙報定為我校正式的政治制度前夕的事兒呢。一九六九年五月初的一天晚上。當時只有十一歲的岳是明在晚彙報上說：『毛主席，今天我做了一件錯事。我聽見我們學校辛悅大姐姐說話的聲音特別好聽，我想這麼好的嗓音，唱歌也一定很好聽。我就在她旁邊聽了半天她說話的聲音。後來我把這事兒跟胡為文一說，他說，這是流氓思想。我現在知道錯了，請您老人家監督我，以後我保證再也不聽辛悅大姐姐說話了。』」仨人大笑。李小村笑著問：「我們家那兒的早請示晚彙報從六八年初就開始了，怎麼咱學校六九年五月才想起把這定為制度呀？」周路平說：「咱學校也是六八年初開始早請示晚彙報的，雖然從來沒什麼人把這定為政治制度，但是全校師生員工一直都是一天不落的、自覺的、默默地作著這件事兒。沒想到六九年五月在校的那批雙宣隊，為了向上邀功請賞就抖了個小機靈兒，來了個貪人之功為己有，把這事兒作為一項進一步對毛主席表忠心，不動搖的堅持『三忠於』、『四無線』的新政治制度規定了下來。於是乎這批雙宣隊就給他們自己頭上戴上一頂堅決奉行最高指示『不要吃老本兒，要立新功』的紅帽子了。據說最先想出這個法子的人就是來校才僅僅二十多天的軍宣隊長高云升。」

李小村說：「這人的腦子也真夠活泛、真夠用的，怪不得上頭讓他當軍宣隊隊長呢？」仨人都笑了。周路平笑著說：「那時一到時間，劉一龍就在大喇叭里放歌兒，全校師生員工就得聞歌兒動，雷厲風行。早晚兩次，天天不斷。所以我們私下裡都把劉一龍叫總指揮或者小管。當時，要是有人想干點兒別人不滿的事兒，只要有人一說：『你可留神晚彙報。』這人立刻誠惶誠恐、逃之夭夭。到了五月中旬，雙宣隊決定：『為了紀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開展三周年，本校雙宣隊代表黨支部和革委會宣布：於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六日起，把在我校已經開展了一個時期的早請示、晚彙報和天天讀活動，正式定為我校的兩項政治制度，永遠堅持下去，本校雙宣隊、黨支部和革委會要求全校師生員工務必嚴格遵守。』」李小村問：「路平，文革開始的時間到底是什麼時候呀？咱們學校說是五月十六日，可是我聽見很多人都說是六月一日。這是怎麼回事呀？」周路平說：「我也說不太好這件事兒。持『五幺六說』的人們，是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也就是『五幺六通知』為據。持『六一說』的人們，是以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攻擊北大校領導和北京市領導的大字報為據。我覺著兩種說法都有道理，只是前者是官方，後者是民間罷了。」吳運時說：「重大歷史事件的始終時間問題也許不那麼簡單，你們剛才說的是文革開始的時間有兩個。我看，將來文革結束的時候，說不定也是兩個時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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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路平說：「你行了吧，咱們國家的歷史就夠紛繁複雜的了，你就別再這兒添亂把問題更複雜化了。」仨人都笑了。李小村問：「路平，說起早請示晚彙報的制度，你對那批雙宣隊怎麼那麼尖酸刻薄的呀？」周路平說：「對那批雙宣隊而言，我這還算客氣的呢。在他們來咱們這兒以前，咱們上課挺自由的。給我們上課、代課的老師們對我們都挺好的。他們有時候給我們講講故事；有時候以批判的名義跟我們一塊兒議論一些社會新聞；有時候讓我們自由活動，但不許出教室；也有時候給我們念點兒小說兒。先後給我們念過的小說而有：《歐陽海之歌》、《江畔朝陽》、《牛田羊》還有《艷陽天》什麼的。就拿念小說兒《艷陽天》來說吧，當時的場景至今都讓我記憶猶新。我還記得《艷陽天》第一卷里的第一句話是什麼呢：『蕭長春死了媳婦，三年還沒有續上。』」仨人大笑。吳運時說：「你怎麼專撿這個記呀？」周路平說：「廢話，這是小說兒《艷陽天》整個兒三卷本兒里的開卷第一句話，就像《紅樓夢》里的第一句話一樣：『此開卷第一回也』。再說當年李吉祥老師給咱們班念到這句話的時候，咱們全班甭管男女，算上你吳運時在內，不是都放聲狂笑不已嗎。李老師還笑著說：『你們這些人呀，簡直就是孩子。』這麼重要位置上的話，這麼好玩兒的小說兒開頭兒，這麼生動的課堂場面，你就是多想忘，能忘得了嗎？」

李小村聽了也直樂：「是啊，文革以來的這麼多年裡，上哪兒聽：結婚、媳婦兒、搞對象這類話去呀？猛一聽見這麼逗樂兒的話可不就讓人忘不了嗎。」周路平說：「有時候老師也跟我們聊聊天兒什麼的。甭管幹什麼，都比沒完沒了的老抄報紙要強的多。可自從那批雙宣隊來了以後，他們就已加強政治學習為名，叫我們上課老抄報紙了。如今都快兩年了，雙宣隊也換了好幾批了，可是咱們抄報紙的事兒可一丁點兒也沒變化，我能不運氣嗎！從文革開始以來到現在，咱們一直就是白耗青春、白交錢，學不著一丁點兒科學文化知識，上課的時候再不讓人心裡痛快痛快，這課還有什麼上頭兒呀？！怪不得從上課抄報以後，有好些同學老說：『咱們這哪兒是上課呀？簡直是他媽的花錢買身上難受、心裡彆扭，比上大刑還要命！』甭管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如何必要，如何及時，要是老叫咱們這些雙目不明、前程難料的瞎學生在這八十三畝地里沒完沒了的浪費資源、蹉跎歲月、空耗人生、慢性被殺，也是小好中之大壞，所失之無償呀！」吳運時說：「周路平同志，你要注意了。你可又當一次現行反革命分子呀。」仨人大笑。周路平說：「那你現在還不把我押解官府邀功請賞去。」吳運時說：「周路平，我是好意規勸你，你怎麼錯把和璧當頑石呀？」李小村說：「我看你們倆簡直就是一對兒錛的木——到一塊兒就磕嘴兒。」仨人都笑了。吳運時問：「什麼叫錛的木呀？」周路平說：「就是啄木鳥兒，我姥姥家那兒也這麼叫。」

周路平笑著說：「再說天天讀吧，這得從咱們學校燒茶爐兒的田師傅當年的一段故事說起。有一次我問田師傅：『怎麼好多天沒見著您呀？』田師傅說：『鬧了點兒小病兒，住了幾天院，你上哪兒見我去呀？』我問：『您住院時碰見什麼好玩兒的事兒了嗎？』田師傅說：『我病的難受直住院，上哪兒給你找好玩兒的事兒去呀？你這小子就是愛打聽事兒。』田師傅想了想說：『好玩兒的事兒沒有，倒是有件挺煩人的事兒，就是每天吃完早飯，得讓我們這些病號兒天天讀。一開始我們不幹，我想：「我這兒待著就夠難受的了，你還讓我天天什麼讀，這不是天添堵嗎？」病房護士長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是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這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說的。天天讀完了，你們心裡裝的都是毛主席的話了，心裡一高興，病就好的快，不信你們就試試。」』田師傅說：『人家護士長都這麼說了，咱一個病人還敢說什麼呀？反正是胳膊寧不過大腿，咱也別較勁了，回頭治不好身上的病，再給我加上政治上的病，那我一準兒就得被送到另一個地兒永享太平去了。算了，讀就讀吧。沒過幾天，我就病好出院了。』我問田師傅：『您好的這麼快，是天天讀幫的忙吧？』田師傅笑著說：『你小子少跟我這兒耍貧。』說著，他就摑得了我一巴掌。再說咱學校吧。每天別的課上不上都無所謂，但是天天讀必須堅持，不能動搖。每天上午八點以前，全校師生員工就得各就各位。然後在八點整的時候，大家就得準時拿出『語錄』或者毛選馬上開讀。在這些人里，應該不乏有真誠讀書的人。但我敢打保票，其中有如我輩這等不肖子孫者，把好端端的天天讀變成天天度者也不再少數。就拿我老人家來說吧。有很多時候，我在桌兒上攤開一本兒盲文版的《毛主席語錄》，倆手往上一戈，就開始進入讀書境界了。只要倆手始終擱在盲書上，時不時的蹭幾下子，讓常老師聽見你始終摸著書也就萬事大吉了。至於書里說的是什麼，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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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運時說：「還是你小子油，胡為文要是像你一樣常備不懈、持之以恆，也不至於有今日之失了。」仨人大笑。李小村想：「這吳運時，上午說胡為文欺騙盲人老師，，現在怎麼又在同樣的事兒上誇周路平油了？這大概就是耳機子里常說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的辯證統一，政策性和策略性的機動應用』吧？」周路平笑著說：「每逢此時，我的腦子裡就開始心猿意馬、天地縱橫。有時還真出現過一些奇思妙想，幫我解決了一些生活里的問題呢。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也算充分利用時間了吧。如此這般，一節天天讀也就輕易渡過了。要是認真說起來，我老人家這才叫真正的天天讀呢。」吳運時笑著問：「你一個堂堂的本校紅衛兵一連連長，一連二排的大排長，原來就是這樣對待天天讀呀？」周路平也笑著說：「我把你引為知己才跟你一吐心聲的，你不領情也就算了，怎麼還這般對我呀？再說你又不是不知道，大家對天天讀的態度不是早就厭煩以久、心照不宣了嗎？」吳運時也笑著說：「你還真嚇不倒呀，看來你心裡確實沒鬼。」仨人都笑了。李小村問：「大家那麼不愛天天讀，幹嗎還要天天讀呀？」周路平說：「沒人這麼問過，也沒人為此解釋過。按我看，對老師們來說，是職責所限；對學生們來說，是上命難違。總而言之，全是形式所逼、實不得已。」李小村說：「那人們心裡得多難受呀？」周路平說：「那能有什麼法子呀？上頭硬要這麼干，還管你心裡難受不難受的，再難受你又能怎麼樣，又敢怎麼樣呀？你敢炸刺兒，人家就敢給你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心字頭上一把刀』，任是難熬也硬熬吧！」李小村說：「你這兩句話里的第一句，不是革命現代京劇《杜鵑山》里溫奇久挑撥游擊隊隊長雷鋼和黨代表柯鄉關係的話嗎？路平你真行啊，肚子里的玩意兒就是多、就是雜，簡直是說用什麼就有什麼，說拿什麼就拿的那麼麻利。不但如此，而且還說用什麼就用的如此恰當，如此出彩。杜甫說：『讀書粕萬卷，下筆如有神。』你讀的書是不是破萬卷我不知道，但是你開口如有神的功夫我可是親耳相聞的了。」吳運時說：「小村，你還是幽著點兒吧，可別讓他找不著北了。」仨人都笑了。

周路平笑著說：「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以後，咱們學校也隨著社會上流行的風氣，為了爭相向毛主席表忠心，處處都做『紅海洋』園地。咱們學校也以雙宣隊、黨支部和校革委的名義鄭重其事的發布了書面通知。通知說：『「七一」前夕，我校要在所有公共室內莊重場所正面牆上的毛主席像下，一律都做成「紅海洋」園地，向黨的生日獻禮。』於是學校就買了電光紙、皺紋兒紙、糨子和大頭針兒等物，用這些東西做成紅太陽、向日葵、海浪波紋兒，按照學校統一制定的規格，可著牆壁橫向的尺度，將其拼接成整體結構，做成『紅海洋』園地。見於咱們學校房屋多、人員少、工作量大、時間緊等特點，校頭兒們為了搶任務，向六九年『七一』黨的生日獻禮，老師們就在學生里挑了一些半盲的學生跟著上陣忙乎。本人也有幸被派了這樁美差。你還別說，經過一些日子的玩兒命折騰，終於在『七一』前夕，把能用的地方都做成了『紅海洋』園地。甭管怎麼說，還真沒耽誤事兒。雙宣隊看后還挺滿意，他們還真沒讓我們白忙乎，於是我們這些全體有功人員，就在全校大會上，結結實實的遭到了雙宣隊一頓很很兒的表揚。會後，雙宣隊組織全校師生員工觀摸了『紅海洋』園地。觀摸完了『紅海洋』園地，雙宣隊又組織大家座談討論。人們在座談會上，大而化之的把『紅海洋』園地和雙宣隊很很兒的誇了一頓。上有雙宣隊表揚我們；下有我們誇讚雙宣隊，真是人人無不高興，上下皆大歡喜。」

李小村笑著說：「你們這不是上勾下連、互相吹拍了嗎？」周路平說：「那又怎麼樣？誰願意找彆扭兒呀？事後，冀藝強悄悄兒的找到了我，小聲兒問：『路平，你是盲人，又看得見，而且眼神兒在咱們瞎學生里還是最好的，你說說，你們做的「紅海洋」真那麼象嗎？』我一聽他這麼問，就知道這死心眼兒的傻傢伙又犯上軸勁兒了。我說：『你跟著老師參摸的時候，老師不是把「紅海洋」的基本材料、構圖形式、視覺效果和象徵意義都說的一清二楚的了嗎，你怎麼還不明白呀？』他說：『不是我愛較勁，我摸著實在不象。我還直怕是我笨，摸不好。我就一丟丟兒一丟丟兒的摸，一摳摳兒一摳摳兒的想，還是怎麼也覺著太不象。』我問他：『那你覺著象什麼呀？』他說：『緊底下的皺紋兒紙，老師說是海浪波紋兒，可我摸著象圮下來的一杈子麻花兒。老師說的紅太陽，我摸著像大餡兒餅皮子。老師說的向日葵，我摸著象燒餅蓋子。』」仨人都笑彎了腰。李小村笑著問：「路平，什麼叫觀摸和參摸呀？」周路平也笑著說：「明盲一同參觀時就是觀摸，盲生單獨參觀時就是參摸。甭管怎麼著，盲生們不是都沒法兒看、只能摸嗎。」李小村說：「好傢夥，聽你說話還真不能走神兒，雖是一字之差，內容就如此迥異，不得了。」吳運時說：「我說小村，你說事兒就乾脆說事兒吧，怎麼也跟周路平學上帶批帶講兒的毛病了？」周路平說：「那怎麼了？人們見了一件事兒，總要有些聯想和想象嗎。這種現象往淺里說叫思想延伸，往深里說就是分析批評或是闡發新論呢。你要是也如此行事，經過苦苦修行，說不定日後會成為一名咱國著名的時政評論家或是社會觀察家呢。怎麼樣，願否斗膽一試呀？」仨人又是一陣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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